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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在短期內降低疫情引發的高失業率嗎?
2020-04-03 10:16:58 | 美國 , 失業率
(原標題:美國能在短期內降低疫情引發的高失業率嗎?)

受制于其國內政治經濟特點以及國際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此次危機,讓美國政府應對高失業率的政策受到顯著的約束。

黃琪軒(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3月底,美國新冠患者日新增達到上萬人,確診人數躍居全球第一,美國的失業人數也創下新高,攀升至三百多萬。攀升的失業人數已顯著超過十多年前金融危機期間六十多萬人的規模。如果說2008年以及近期美國股票市場震蕩的影響主要局限在美國中高收入階層的話,顯著增長的失業率將波及美國大多數民眾。大量的企業、餐館、港口、機場因疫情而關閉,單紐約機場幾天內就有上千人失業。就業不僅是經濟繁榮的指針,也關乎社會秩序。那么,失業率攀升對美國的挑戰是暫時的嗎?

美國缺少解決目前失業率高企的短期手段

持樂觀看法的人可能會宣稱:美國攀升的失業率是對新冠疫情的突發反應。隨著新型檢測技術以及新冠疫苗研制的進展,美國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就業能很快得以恢復。這一結論的假定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安排能有效應對此輪疫情。

新冠檢測技術以及疫苗研制屬于技術問題。尤其是疫苗研制,其進展和其他技術進展一樣,都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即便這兩項技術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突破,美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安排在短期內可能無助于降低高企的失業率。

美國的政治經濟安排屬于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它曾極大地釋放了經濟活力。同時,面對此次疫情及其引發的高失業率,其是否能在短期內取得顯著效果呢?答案可能是存疑的。其他國家的經驗無法復制,美國的國家能力與應對此次疫情的需要并不匹配。

首先,就其醫療體制而言,美國缺乏相應的互補制度來抑制疫情。與“自由市場經濟”相匹配,美國的醫療負擔主要由個人和家庭承擔。當患普通感冒或流感時,美國民眾罕有去醫院就診。這和美國醫療體制密不可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人均醫生、醫院床位和護士人數更少。在經合組織國家中,美國醫療保險覆蓋率最低。且美國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就診治療耗資不菲,屬于昂貴診療的典型。美國普通家庭的破產率在過去二十年顯著增長,而一半以上與患病以及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相關。即便疫苗研制成功并投產,當前美國的醫療體制也難為普通人提供足夠的接種和治療。昂貴且定價高度不確定性的診療費用,致使美國政府還無法判斷美國有多少患者。未檢測的患者人數可能遠高于公開的數字。醫療體制是內嵌于其“自由市場經濟”中的。美國醫療資源的可得性在短期內難有質的改觀,新冠疫情對美國失業造成的沖擊在短期內也難以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就其資源動員能力來看,美國缺乏相應的財政能力來解決疫情及其引發的高失業問題。美國的政治經濟安排顯著依賴資本市場。美國是典型的“疏遠型政商關系”。除了高技術企業,美國政府缺乏相應的政策工具來引導普通企業投資。投資者將目光聚焦在股票市場,追求短期回報。他們屬于“非耐心資本”。如果資本市場不能予以短期回報,他們就會“用腳投票”。同時,經過多輪減稅,美國聯邦政府面臨持續的、高額的財政赤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美國剛走出孤立主義,金融業的政治影響力和跨國流動性都不比當前。因此,羅斯福總統能通過重整銀行并擴大政府投資來應對危機。面臨此次疫情引發的高失業率,美國政府既缺乏相應的財政能力來執行政策,也缺乏財政能力來拉動投資。面臨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的不足,美國高失業率在短期內難以有實質改觀。

美國也缺少解決失業率高企的外部環境

因此,依靠國內的政治經濟調整,美國疫情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控制,投資也難以得到有效拉動,聯邦政府降低高企失業率的政策難以在短期內收到滿意的效果。那么,通過促進消費以及擴大出口是否就能降低美國的失業率呢?簡單的回答是: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當前大國關系。

首先,就促進國內消費來看,美國“債務驅動型增長”面臨很大挑戰。陷入困局的消費會構成降低失業率的嚴重瓶頸。長期以來,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特征。美國普通家庭的高負債支撐著美國消費。這樣的增長模式依賴互為補充的兩個支柱。第一,美國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最后消費者”;第二,主要合作伙伴愿意將盈余美元投向美國市場。憑借其國內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美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的最后消費者。二戰結束以后,美國向其主要經濟伙伴,包括日本、歐洲,此后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開放國內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依賴對美出口、持有大量美元;同時,這些合作伙伴用盈余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為美國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融資。當前,美國作為國際政治經濟“最后消費者”的地位已被撼動。

在2019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6萬億美元,距美國的6.2萬億美元相差無幾。同年,中國的進口總量達到2.1萬億美元,接近美國3.1萬億美元的70%。不僅替代消費市場在崛起,隨著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對經貿伙伴發起制裁,美國“最后消費者”的地位將進一步受到削弱。如果美國主要貿易伙伴減少或中斷向美國輸送盈余美元,美國民眾嚴重依賴債務驅動的消費模式將受顯著沖擊。在此背景下,靠消費來釋緩高失業率的政策也將難以為繼。

其次,擴大出口的效果也顯著依賴全球疫情走勢與大國經貿關系。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均面臨嚴重的疫情沖擊。在經濟受到沖擊的情況下,各國相應削減了進口需求。讓問題更嚴重的是,特朗普上任以后,對主要經貿伙伴實施大幅度的政策調整。此舉嚴重沖擊了世界各國對美經貿合作的信心,促使不少國家紛紛尋找替代市場。伴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美國產品進入其他經濟體的困難會日益加劇,其高失業率也會相應持續。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調整影響了大國關系,也成為擴大出口的“緊身衣”。因此,靠擴大出口來降低失業率也難以在短期內奏效。

風險大轉移之后普通美國人的艱難加劇

讓問題雪上加霜的是,英美兩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并非福利國家。一般而言,福利國家提供的醫療、失業、養老救濟為經濟沖擊以及高失業率提供穩定器。但是,按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的說法,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美國的政治經濟成功地實現了“風險大轉移”。美國政府將失業、醫療等風險轉移給了普通家庭和個人。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安排下,普通民眾的風險會在疫情期間顯著放大。過去幾十年,美國民眾就面臨逐漸攀升且居高不下的破產率。而隨著疫情的深入,美國的高失業率疊加原本已十分嚴重的家庭破產率,這使得未來一段時間,美國社會的秩序與穩定都將承受嚴重考驗。

因此,如果缺乏相關大國合作,美國拉動需求以及擴大出口來降低失業率的政策,也難以在短期內收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常態下的國家能力和危機時期的國家能力會有不吻合之處。在社會經濟運行良好的時候,美國政府能有效滲透社會、有效汲取資源。此次危機,讓美國政府應對高失業率的政策受到顯著的約束。受制于其國內政治經濟特點以及國際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美國很大可能面臨:疫情尚待進一步控制、投資難以拉動、消費難以推動、出口難以恢復的局面。這將進一步惡化美國的就業環境。如果高失業率繼續,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秩序都可能面臨嚴重挑戰。這對美國國內秩序以及國際秩序,都將是嚴峻的考驗。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